孙正荃:我的民国记忆

我的民国记忆大约有十二年的时间,即1937到1949,要说,还得打个折,人不是生下来就有记忆的,我的记忆应该开始于三四岁,人说童年的记忆最是牢固,此言不虚,七十年过去,儿时家门前那小河,小河上那咿咿呀呀的摇橹声,以及那一座座高高的石拱桥,连同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大大小小故事,依然沉积在脑海深处,静静地,而一旦触动,一切便再无法安宁,现在的我,正是这样的心境。

一、硝烟中,走来一个我

我生于民国26年,丁丑六月初六,公历1937年7月13日,地点嘛,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江南名城无锡,新街巷口,那里离钱钟书老家仅百步,往东不远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林书院,往南就到了无锡国专,那是曾经有浓墨重彩记录的一所名校,出过多少大师级的人物。1937, 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承载了太多艰涩民族记忆和复杂历史情思的年份,一场与民族存亡和世界走向相连的大战,使得1937的所有人和事都笼罩在厚重而灰暗的历史光影下。正是在卢沟桥炮声之后一周的某个时辰,在水乡无锡一个小弄堂的一间八平方小屋里,我,呱呱落地了。在这个特别不该诞生的时刻,这个世界这个家庭 却多了一个我,真是灾难之上加灾难。听比我大17岁的大姐说,七七事变没多久, 战火就烧到了江南,(举世闻名的“凇沪会战”是8.13), 举家便“逃难”了。家乡谚云:六月六,狗淴浴。那是何等难耐的酷暑。我只能想象:父亲母亲拖儿带女,带着日用家什,从城里向我外婆家张泾桥转移,那是一幅怎样狼狈的场景。船到镇上,还得步行数里,就这时,意外发生了:或许是太热了,或许是饿了,更或许我天生胆小,反正大队人马走上田埂小道时,我竟肆无忌惮地大哭起来。只有母亲最深切预感到了哭声可能给全家带来的灾难,于是把襁褓中的我放到田边草丛里,希望碰上哪家要孩子的好心人抱了回去。那场面肯定有点悲壮,我能想象到母亲的泪水和哥哥姐姐低声的喊叫…..大 家还是继续前进,而我的哭声则更加声嘶力竭。这些,当然都是长大以后听说的,是二手货,细节上难免有不准确之嫌。可就在他们走出不到半里地,我父亲突然义无返顾地回过头来,不由分说地把我抱起,于是,这个世界才有了一个叫孙正荃的我——回望茫茫逝去的岁月,我想,生活对我来说,一开始就像是座迷宫,还没有学会行走就已经没有了方向。或者也可以这样去思考:我之终于成为我,正开始于漫漫人生征途上这一令人颤栗的情节之中!

后来,好像是在我上学后,我曾几次到过那个小村。那时外婆已经故世,只有舅舅和舅妈还在。记得那老屋是在一条小河边,小半间屋子伸到了水中(几十年后在绍兴参观徐渭的“青藤阁”,仿佛让我走进了梦中的外婆家),打开一扇永远叽叽嘎嘎的木门,便是十来级台阶,台阶是终年湿漉漉的,像我这样从城里来的孩子是禁止去那里嬉水的,只有大人,每天在码头上淘米洗菜乃至倒马桶。其实,江南水乡家家尽枕河,现在时兴了,这也成了景观,还建造了许多仿古的东西,弄得处处弥漫着商家气,比如周庄、西塘、朱家角……我看远不如我外婆那里古朴真实自然。我心底对故乡的记忆和爱恋,实际上只是儿时那一点点细节回味,但它却常常魂牵梦绕,以致在四十年后的牢房里,那么清晰地映现了那条小河,以及那十来级湿漉漉的台阶…..

我是不是摆脱不了人生开篇的这个阴影,常常会把自己的坎坷回溯到那场声嘶力竭的哭声。哥伦比亚的加西亚•马尔克斯说,生活并非是一个人的经历,而是他们的记忆。这话说得真好。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,从1937至1977,或者准确一点说,从1957年 大学毕业到为“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献身”二十年,这漫漫征程竟是一条通向牢狱的路。难道真的缘于我记忆中那个不那么美妙的开篇?至今,我保留着一块长长的布 条,那是从一条破床单上撕下的,上面还有斑斑血迹,写着一首诗:《狱中叙怀》,那应该是我生命历程的见证。起首有个序言:“余出身清贫,十二全家得解放, 十六读书上北京,一九五七年七月投身革命,时年二十。一九七七年七月,恰逢四十,猝宣布为‘反革命’,投入大牢,至今已四百天矣。狱中辄思妻儿挚友,昼不得安,夜不成眠。‘四十不惑’谈何易?遂乘有笔墨之便,一气草成此篇,以自勉并告狱外亲友。”日期是“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”。写好后一直藏在棉被里,现一 字不改,抄录于次:

人生看我多痴騃,我看人生却斑斓。君不见柴门筚户长成人,未尝黯然泪涔涔。君不见廿年颠连到如今,气节铮铮无瑕心。文章千余篇,绩少多艰辛。恨无倍努力,耿耿为人民。今日骨鲠遭灭顶,尔曹绠短怎汲深?无怨恨,涸辙之鲋无相助;终不悔,鱼蟹入簖难返回。君不见,无端霜雪纷纷下,千年史册此景数不胜。//驾小桴,遨沧海;仰天笑,盖波涛。岂惧扁舟戗水行,但悲赍志早下碇。切莫言,十载砥砺成一囚;更莫言,四壁皆徒恰似榇。君不见,兴艾除兰千古冤,谗言诳语旷世仇。何足畏,何足忧,惟有悲愤溢心头:怒问昊天何罪有?域外罕见域中多。此情此愫若可没,冥冥干戈应未休。//遥望挚友思绪腾,长叹掩涕梗无声。遥念亲人心怆然,骋目四海义凛凛。无愧亲与朋,无憾死与生。寄语汝等解我心,横眉笑看鬼蜮横。铁窗终将为我开,春风终将向我吹。君不见我簸功名如糠秕,岂顾临终执绋人几多?君不见,神州大道如青天,迎面奔来战友万万千。我当怒目挥戈斩阎罗,回眸喜迎红日曜九州!

历史那一页早已翻过,现在的我,既无须适应政治的需要,也不必接受金钱的摆弄,我可以坦诚面对自己,写写读书,写写生活,写写当喉舌的经历,写写“文革”动乱,也写写坐牢的故事(注:本篇是回忆录《不容青史尽成灰—–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》之第一章)。我相信,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过去,然而,它蕴含的人生意义不会过去,就如同我们先辈身上召唤和闪烁的精气神并未过去一样,依然为后代感动,所以我以为,这些私人档案一定会是很有价值的东西。

二、记忆首页:父亲之死

同民国时期许多市民阶层的家庭一样,我的家也是靠父亲一人支撑的,他在无锡近郊 南方泉的一个丝厂里当技术员,早出晚归,母亲则一手操持家务,到我出世,已经有了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,最大的是两个女儿,就是我的大姐和二姐,她们也只有 十五六岁,都在中学读书。我们家是标准的“平民”和“贫民”,上无片瓦下无寸土,但日子显然还过得下去,平稳而有 序,虽说是沦陷区,但百姓生活似乎基本照样。

对父亲的一点点记忆大约是在三四岁:晚饭,我总要等父亲回来再吃,或许是想享受点特殊,一只皮蛋呀,一块香喷喷的烘山芋呀,我最小,宝贝疙瘩。可是我至今想不起我是叫“爸爸”还是“爹爹”,甚或只是一个字:爸、爹?至于父亲的名字,那是长大后在抄电表的单子上才知道的,父亲去世后几十年间,家里都没改那名字:孙君和。就是连对父亲任何模糊印象都缺失的我,却清晰记得父亲之死!对一个刚刚四岁的孩子,是不是太过残酷了。

1941年夏天的某一天,突然有个认识我父亲的村民慌慌张张闯进门,说是你们家先生出事了……

完整保留在幼年记忆深处的第一章是这样的: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,母亲右手牵着 我,左手拉着比我大八岁的三阿哥,先是水路,再是旱路,在田埂上一路小跑,我几乎是被拖着在往前走。傍晚时分,终于到了一个村子。那是一排普通的农舍,屋前一片场 地,周围几棵大树。几经打听几经周折,我们母子三个终于来到一处屋子,跨进高高的门槛,眼前竟是黑糊糊的,什么也看不见,好一会儿,当母亲认定面前坐着 的那个中年女子就是“顾司令”的老婆时,突然拉着我和三哥扑通一声跪了下去,还没开口就嚎啕大哭。那个女子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,一手去扶母亲,一边说: “有什么事慢慢说,不能这样……”接着又把我拉到她身边,用手巾擦去我脸上的泪水。

这里需要作点交代,根据母亲后来讲的并由大姐二姐回忆补充的大体情况是:那天, 父亲和一个工人一起挑着一担丝从厂里往无锡城里送。(我父亲是这个丝厂的老工人,慢慢地技艺有了长进,亦工亦技,成了“技术员”,夸张些说,有点像是现在 乡镇企业的编外“工程师”,所以厂里也有称呼他“孙工”的。)半路,他们被一伙“土匪”拦截,经过交涉,“土匪” 同意他们留下这担丝,拿了钱来赎。于是两人继续急急赶路。没想到就在前面几里地再次遇袭,原来他们是一伙的,不知为什么(怕永远只是个谜了)决定“杀人灭 口”。另有一个版本说,他们原来可能是不准备杀“孙先生”的,只是叫那工人跪下,一个“土匪”挥起大刀就要从后面砍去,这时,我父亲举起右手想去挡,一下子,四个手指就飞了出去,这下激怒了这伙“土匪”,就连我父亲一起杀了。这个惨烈的故事是在离现场不远处干活的农民事后传给我母亲的。来报讯的人悄悄透露说,那帮家伙的“司令”姓顾,就住在某某村。

司令夫人听完母亲有一句没一句断断续续的诉说后,说:顾司令和他的部队今天下午刚刚开跋,到前线去了。这位夫人表示,“等司令回来,一定转告….”又说,“天晚了,今夜就在这里住下,明天再回去吧。”我母亲千恩万谢。乡里睡得早,胡乱吃过晚饭,我们就休息了。

下面这个细节我至今记得真真切切:那是一张挂有帐子的大床,帐子的颜色已有点发黄发黑,我和三哥一头一个躺下了,母亲坐在床边摇着一把大蒲扇,既为我送些凉风又为我驱赶蚊子,我很快就睡熟了,可一觉醒来,母亲依然在轻轻地摇着那把扇子,我问,嗯娘,怎么还不睡?母亲不回答我的话,只是说,快睡吧,外面落大雨了,明天还要走不少路呢。

如果真有菩萨,那我敢说,菩萨就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显灵了:一场伴着电闪雷鸣的瓢 泼大雨把顾司令的部队赶回了驻地。接下来的情节是这样的:顾司令在喝水的时候得知他手下的人竟然谋财害命,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,把手里的杯子狠狠地砸在了地上,转身对身边的部下布置,立即调查,如果情况属实,杀无赦!

就这样,我们母子三人被留下来等待消息。我记得很清楚,第二天的雨一直没停,虽然雨势已经大为减弱,可我还是只能站在屋门口呆呆地望着场上一片片水塘,看着雨点在水塘上溅起的数也数不清的水泡,我没有悲伤也不知道悲伤,只是看到母亲不断落泪,吃饭只是动一动筷子,我心里有点难过。

最迟也就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,有几个当兵的押着一个人来了。那个被绳子捆着的人,一见我母亲就跪下了,好像是求我母亲饶命什么的,一会儿,我母亲便跟着几个当兵的走了,好久好久才回来,说是已经把我父亲就地落葬了,那个家伙就在不远处给枪毙了。后来村里有人悄悄对我娘说,你们孤儿寡母的,怎么有胆子跑到这里来,那个杀孙先生的土匪,听说你们来告状,已经派人埋伏在你们回去的路上,要把你们都杀了啊。老天爷有眼,天意啊,天意啊!

回到城里没多久,来了几个不速之客,给了我母亲一些钱就走了。据我大姐后来补充,还有一个情节:那几个男人问过母亲,有没有大一点的男孩儿?母亲说,最大的也只有十五六岁。他们没吭声,其实他们是希望有个男儿参加他们部队的。给了多少钱,我自然也一无所知,但我记得后来家里的米桶、麻袋一下子装满了米,少说也有三五百斤吧。我大姐说,母亲是个没用的家庭妇女,有了点钱,只会买米。一家八个孩子,最大的大姐刚满二十,最小的是我妹妹,不足两岁,加上姨妈、母亲,至少十张嘴,想想也是,几百斤米能维持多久?可是,不买米,又能干什么呢?毕竟,民以食为天嘛。当然,这是我现在说的话。

在那个社会,父亲是一个家的大梁,大梁没了,房子自然也就要坍塌了。我们孙家,就在我四岁上,一下子,衰落、破败,以至卖光吃光,家徒四壁。能说母亲无能?我父亲生于1898 年1月31日,不幸离开人间的时候年仅四十三,留下了四个儿子四个女儿。母亲生于1900年1月18日, 丧夫守寡时才四十一岁。如今,我只要一想起母亲独自生活了二十八年,独自支撑了瞎子姨妈、耳聋大姐以及我和小妹等的衣食住行;特别是只要一想起她在催交房租、上门讨债人面前的那种无助和无奈,那些屈辱的哀求和独自暗暗的垂泪,我的心就会象刀绞一般的疼痛。而最令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,我怎么会那么迟那么迟才 懂得要好好地孝顺母亲,那时,母亲已经得了绝症,我携妻将女从青海赶回去看望,第一回买了桂圆蜜枣等许多她喜欢的食品,塞满了枕边的柜子,可是母亲有气无力地说,我吃不了了…….那一幕幕活生生的场景,至今未有一点点淡忘:归期已到,妻子已经叫好了三轮车,我握着母亲皮包骨头的手,一遍遍地说,恩娘,我要走了。她吃力地说,走吧,路上当心。我抬起脚,却停在了房门口,再次转身半跪在床边,说,恩娘,我要走了。她说,走吧走吧…我走出房门,还没踏上楼梯,又一次折返,说,恩娘,我真的要走了。她伸出那干瘪的手,说,勿要弹来缩去,走,走吧….我心里非常明白,这就是生离死别,我再也没有“恩娘”啦….两个多月后,母亲在无比疼痛中离世:我费力弄到的五支杜冷丁竟没来得及送到她床边。二姐后来告诉我说:那张棕绷床上,一个人印子,汗水浸的。我,心如刀绞,欲哭无泪。

七十个春秋过去,我至今难以想象在那个陌生村子里,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,母亲是怎样熬过那分分秒秒的;在此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漫长岁月里,我的母亲,又是怎样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地面对贫穷和孤独,把自己从一个中年女子熬成一个白发苍苍老婆婆的…….她这一辈子,付出了多少,又享用了多少?一想到这一切,我这个父母亲最小的儿子,便没法心安…..

然而,我无法也不敢去查问父亲的真正死因:如果说是真土匪,怎么会有那么严明的纪律?如果说是新四军,怎么会残酷地杀害无辜百姓?记得我二哥五十年代初申请入党那会,曾经关照我说,别再提父亲的死。我想,他一定猜到一种可能,就是同共产党有关系。那时我才十来岁,想起来就有点吓人,后来长大一点了,知道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月里,这种要掉脑袋的事是不能“瞎说”的,背着这个“出 身”的沉重的包袱,我噤声了几十年。丧父之疼不在失去父亲时,竟在长大成人后,悲乎哉!

几十年后,在一个叫《大江南北》的刊物上,偶然看到一个名字:顾复兴!这不就是 那个“顾司令”吗?这是一本主要介绍当年新四军人物和战斗故事的杂志,这就证实了我十多岁时的猜想。由于我家解放前后 一直贫穷不堪,举家食粥都非常困难,所以我从读书时起,所有的履历表上一律填 “城市贫民”,但是我心底始终感到一种压抑一种无奈甚至一种不安,我就这样背了半个世纪的十字架。1956年 四月,我在北大被“吸收”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时(第二年反右时党票就飘落在未名湖中了),也没有把自己实在说不清的这段“历史”和“成分”向“组织”说明,我不认为是“欺骗”组织,更不认为“隐瞒”了什么,因为在我18岁纯真的心灵中,我知道,杀害我父亲的一定是“土匪”,决无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“革命军”。可是,我拿不出任何证据,更提供不出任何证人。在那个左祸横行的年代,如果真有人硬要把一个“孙正荃有杀父之仇”的帽子扣到我头上,那或许也只有死 路一条了!

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事。

我退休时已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,上海报界一位原地下党员、资深记者沈某,邀我去采写一位“老革命”,说此人八十多岁了,原省纪委书记,当年苏南苏北新四军的总负责人之一。我的这位朋友以优厚的生活待遇“诱惑”我说, 你什么都不用操心,一切都已给你安排妥帖,任务完成后请你旅游,想去哪儿去哪儿。他甚至连文章的标题也设计好了,可我心里却在想,这位“司令”该是那位 “顾司令”的顶头上司吧!

历史竟有这等机巧!尽管,它在许多时候显得有点残酷。这位司令证实了我半个世纪的猜想。—–难以言说的沉重,突然落地轻松!

今天,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我不敢去想,父亲的墓穴是湮没在荒烟蔓草中了, 还是早已没有了踪影?我更不曾敢问我的母亲,那年是怎样草草掩埋父亲的尸骨的,插过哪怕是一块木牌了吗,后来还有人去看望过那个土堆没有?我突然感到一阵 战栗,荒草蔓蔓白杨萧萧,我仰而茫然俯而沧然……我找出了父亲唯一一张照片,据说是去世不久前的,四十来岁,满头白发,连胡子也已花白,但满脸慈祥,我放大了这张照片,和母亲同样尺寸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起,一直保存至今。

2002年,原来落葬在无锡八士桥乡下三姐自留地里的母亲的坟地,因为“社会主义建设”的需要,要迁到政府规定的一个地方。感谢三姐想得周到,她在乡里统一制作的那块一寸宽三寸长 的金属片片上,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并排写在一道了:“孙君和 张云华”。是年暮春,八十多岁的二姐、七十多岁的三哥、六十多岁的我和小妹,专程去新的墓地烧了一回纸,这时,妹妹说了一句她此生最有水平的话:“爹爹姆妈,现在阳间都在动迁,阴间也要动迁了,你们俩就一道在这里吧……”

三、突然长大了

我似乎突然长大了,我好像什么都懂了,我觉得自己可以肩挑千斤重担了。这样说,是因为我看到母亲独自傻傻呆坐时,总会说一句:嗯娘,有我呢!这时,母亲总会紧紧搂着我的头,不断地说:呆话(读作gai,,意思傻),呆话。

那点米很快就吃光了,困顿到揭不开锅的日子好像是突然降临的。我们家肯定说不上 “中产”,但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竟然养得起十来张嘴,如今似乎也难以想象。父亲一死,第一桩大事便是六个孩子立即辍学,从高二到初小,无一例外。不久,女孩出嫁男孩出门。先是二姐。二姐长得最好看,说是“校花”,而且写得一手好字,小小年纪就给左邻右舍写春联,介绍的对象张姓,在一个商行做职员,好像是管帐务的,算盘一流,那手小楷更是谁见谁夸,他看中我二姐或与书法有点关联也未可知。随后,三姐出嫁了。父亲去世后她就去了一个丝厂做童工,我看到过她两只手在水里烫得变了形,后来嫁到了乡下陈家,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艰难度日,还时时挨婆婆的打,以致几次逃回城里。大姐呢,孩提时用药不当致失聪,父亲去世时, 她正读高二,尽管成绩呱呱叫,也只能辍学,后来成了我“家庭教师”,对我的人生轨迹影响很大。排在第四的是我大哥,他几经周折,和他一位史姓朋友(后来成 了我大姐夫)在北塘一家杂货行做工,卖肥皂烟酒之类,批发兼零售。二哥远赴甘露当学徒,有年生疟疾差点没了命,带信到家,二姐夫随手拿出了几块钱,母亲对来人说:是死是活,看他命吧(为此事,二哥一直心存芥蒂);三哥的故事更曲折,父亲走时他只有13岁,就到崇安寺山门口一家酱油点当了学徒,只管饭,三年没薪水,其实是做保姆带孩子洗尿布。熬了一年,按规矩,第二年过年(春节)后老板会来通知,如果没通知就是解雇了。三哥脾气特倔,他受不了老板的打骂老板娘的恶气,不想干了,到年初六 ,母亲问他才知他已辞退。一怒之下,母亲骂道:你回来吃西北风呵,讨饭去吧(还说当时扔给他一条破草席)!我三哥转身就离家出走,漂泊上海,蜷缩在今山阴路一堂房阿哥的三层阁上,靠二姐夫一月接济几块钱勉强度日,每天只吃一顿:两个大饼一根油条,白天帮忙带孩子,傍晚步行到四川北路底的上海电信局学收发报….三个月后的考试中顺利通过,被正式录取为“职工”(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甚至比我还惨,可谓九死一生)……

要说,父亲刚走的头几年,日子还过得去,由于家里人员减少,开支也就减轻不少,我记得还能隔些日子给我花三五分钱买根珍珠米或者烘山芋,甚至吃碗桂花芋艿羹。当然,只是我一人独享。那时我应该已经五岁了。真正走投无路是在几年之后。先是陆续变卖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,我记得的有:锡制的大蜡钎,高约4、50公分,铜铸的香炉,那都是过年或者祭祀才用的;长台,置放蜡钎香炉用,弄不清是不是红木或其他名木的,还有就是一张光可鉴人的暗红色八仙桌,重得两人搬不 动,也卖了。接着是茶几、椅子、角排凳之类,再接着就是母亲房里的家什了,大厨、大床,几乎悉数卖光,后来连大红的木器制品,圆桶、笆斗等,或许是母亲 的“嫁妆”吧,也没保住。每次来人把家具拉走后,我记得耳聋的大姐总要大骂“卖光吃光,卖光吃光….”母亲则只是暗自垂泪。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,每天也就是能吃上两顿稀粥,菜是难得见到的,小碗里倒上一点酱油,就是“菜”了。有时隔夜的饭馊了,用麦粉燺成糊状的“粥”,照吃不误。那时 唯一的“收入”是全家每天“敲瓜子”换来一点钱。这是这样一种劳动:全家把瓜子用小榔头在大砖块上“敲”开,然后在竹扁中反复簸洒,取其“仁”而去其壳 (这个过程极其繁复,一个环节不当就会影响瓜子仁的质量和数量),然后把瓜仁再去换成瓜子,店里就付给一点“加工费”。有时瓜子质量不好,或者“敲”的不 得法使瓜仁破碎过多,这样分量不足就会扣除一些加工费,甚至拒收;如果瓜仁份量超过规定,也会给一点奖励,比如多付几分钱什么的。后来还糊过火柴盒,我还 给附近的人力车夫集中点卖过香烟,把一包烟拆开后放在篮子里,一根两根地卖给他们,自然都是毛把钱的劣质货,卖一包可以挣几分钱。或许正是童年彻底的草根生活,使我养成了节俭勤奋的习惯,淳朴清正的家风,让我从不仰视财富和权势,常年穿打补丁的衣服袜子,过无肉无鱼无茶的清贫生活,再热的暑天也只是用井水降降温,夜里在院子里搭块板子乘凉…..没有埋怨没有委屈,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点点长大。

后来呢,后来烙印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典当和举债了。我因为稍大些了,细节记得比较清楚了。

就在这走投无路困境中,一天,母亲把一个包袱交给我说;“弟弟(她,和姨母姐姐哥哥都一直这样叫我),拿去当了吧,十块钱。”接着又补了一句:“八块也好。”

当铺就在离我家不远的“青果巷”,大约有500米的样子。母亲送我到门口,一遍遍地叮咛路上当心,靠边走。还特别嘱咐,要直接回家,不要在外面玩……没等母亲交代完,我背着那个包袱就走了。

一进当铺,只见一块巨大的木板上有个巨大的“当”字,恰如一面“照壁”挡住了去 路。绕到后面,跨上台阶,那高高的柜台再次挡住了视线。我吃力地把包袱举过头,勉强放上了柜台,柜台后面的人,我自然是看不见的(稍大一点后读鲁迅文章中 的描写,觉得自己那一幕跟他何其相似乃尔)。

“破棉絮烂衣服,不收不收…..”

“帮帮忙吧…..”

“看你是个孩子,给三块钱吧。”

“最少八块,八块。”

“几块?”里头那个人一边说一边就把那包衣物朝外面推将过来,哗啦一下顺着我的 脑袋身子掉了一地,竟是那么一大堆!我摊开包袱布,想重新捆起来,可怎么弄也没弄成。我是不是哭了?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弯下腰来,一面安慰我一面帮我捆扎,还帮我上了肩,我走了几步回过头来,看到她也把一个包裹送上了柜台。

还没到家,站在门口的母亲便急急迎了过来,接过我肩上的包袱,什么也没问,我却一头扑在母亲怀里,哇地一声狂哭起来。

家里很穷,可我没怎么委屈过,我依然快乐依然自在,我不可能想到,比起后来在坎坷人生路上的屈辱和艰难,这一碟小菜简直不值得一提。

可以插上一笔的是,1953年考上北大中文系时,我写的作文就叫《典当》(好像 原题要求是“记一件难忘的事”)。我高考成绩一般,据后来做我们班主任的冯钟芸先生说,总分还差几分,可那篇作文真不错….仿佛记得,就在那年冯先生 “表扬”后,我曾根据高考时作文的记忆,补记过一篇,今天记述此事前,我翻遍了一包包牛皮纸袋子,想找到那篇重写的作文,可怎么也没能找到,只好再“回 忆”一次,不过基本的框架是绝对准确的,童年的记忆往往最具个性,最纯真无瑕因而最难忘怀。

就在我“典当”失败之后不几天,母亲带我到了福田巷的一个亲戚家。

那是黑漆大门上有两个狮子头铜环的一座宅院。敲了好一会门,才有一个佣人模样的来开门,嘴里还在嘟嘟囔囔说,怎么不揿铃呀?知道我们是来找“舅姆”后,这个女人便朝里面大声喊了起来,这时,就有一个胖乎乎看上去有五十来岁的女人从客 堂里走了出来,一身珠光宝气,一见我娘,非常亲热,这让我有些意外,可她那种矫情又使我有几分反感。在路上,母亲就反复交代过了,要我懂规矩,要叫人,所以没等母亲开口,我就对这个胖女人叫了一声“舅姆”,虽然我知道并非什么亲舅母。胖女人过来拉住我的手,说:“是最小的吧,都长这么长(读chang,高)了,不认得 了。”马上又回过头去对站在后面的佣人说,怎么不去倒茶?很快,两杯有点绿意却不见茶叶的水就端了过来:“吃茶,吃茶。”

我们在客厅里的椅子上坐定,那个胖女人用很高的声调对我娘说:“这么多年了,也不走动走动,虽说妹夫不在了,亲戚还是亲戚嘛。”我母亲连声说是的是的。在东南西北地说了一番热络话之后,母亲欲言又止地表示了要借一点钱的意思。就在这刹那间,我看到了胖女人脸上表情飞速转换的精彩一幕,当时我就有一比:恰如往她嘴里塞了一把盐(走出大门时,我就给母亲说了这句话,被母亲教训了几句!几乎七十年过去了,那个表情在我脑海里依旧是那样戏剧化。)接下来,胖女人历数她的艰难,诸如开销大啦,物价涨啦,维持个门面不容易啦等等。我便要拉娘回家,母亲却似乎没有要起身的意思。我走到娘身边,表示出非走不可的决心,娘只好站了起来,嘴里嘟囔了一声“这老小(孩子)”,我执拗地一把牵着娘的手,跨出客厅, 穿过院子,朝大黑门走去。就在开门的时候,胖女人抢先一步,把一张金圆券塞到了我手里。一个完全无意识的动作发生了:我不假思索地把那张钞票扔了过去,母 亲显然被我这个无礼举动惊呆了,可她既没有对我责怪又没有对胖女人表示歉疚,只是加快了脚步,我们俩一下就融入了幽静的小巷中。

多少年后又到家乡,忽然想起那条叫“福田巷”的地方,我问一直在无锡居住的二 姐,二姐说,有呀。我又问,有个什么“舅姆”住在那里?二姐说,有的,可娘在世时就没来往了,现在谁知道还有没有人?我也就再没问下去。潜意识里,是不是有兴趣再造访那个胖女人或者那座黑墙门?我说不清。但是,童年记忆中的那一幕肯定深深地刻在我伤痕累累的心壁上了。等真正长大成人后,在人生征途上一回回摔得鼻青眼腫后,好像是在那被称作“青海秦城”的牢狱里,那个夜晚,忽然记起了儿时这一幕:这叫“倔”的报应!做个人,要成为自己,总要付出点代价的。

四、上学去

1942年,五岁,正式上学。在此之前,大姐便强制开始了我的“私塾”:一是认字,二是写字。大姐是“孙家门”唯一有学问的人,虽然学历止于高级中学,但直到她八九十岁,写给我的那些信上涉及的中国古文化以及中国古科学(多至数十万言),都令号称大学教授的我惊诧不已,她要我整理,甚至希望能在世界科学大会上发言,可我最终辜负了她一生的期盼。实话实说:我似懂非懂。

一年的“私塾”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,尤其是毛笔字,从如何研墨如何握笔开始,先是一横一竖,横要平,竖须直,再是笔顺,完全正规化程序。我至今看到许多孩子写不好“珍、诊”那三撇,大姐的指令非常简单:三撇右端不能成斜线必须呈一直线。 真灵,这样写出来的字好看。写字,她看重的是“结构”,她总是把字“拆”成几个部分,或左右,或上下,或上下加左右,如此等等,她亲自在纸上画米字形格子,规定横竖撇捺的位置,一边教一边反复地问:阿懂啦?对写得比较好的字,就用红墨水在旁边打个圈,通不过的则一个罚十个,常常连晚饭也耽搁,母亲叫也没用。那时大姐耳聋似乎还不大严重,她还在什么学校代课,刻蜡版,挣点小钱维持家里开销。学了大约一年后,给我买了本柳公权的字帖,开始临帖。

到开学报名的时候,大姐把我们兄弟姐妹排名的“振”改为“正”,后来才明白这两个字的标准发音是不一样的,南方人分不清前鼻音后鼻音,也就这么改了,可我一直没问大姐为什么在八个人中独独为我改了名。大姐选的是无锡最好的小学:无锡师范附属小学。这所学前街上的县立小学历史悠久,闻名遐迩,那时公立私立学校大多自主招生自行录取,只是问了几句便登记了名姓,收了。大姐陪 我在学校各处走了走,两层楼的教室宽敞明亮,操场很大,还有室内乒乓球场,大开眼界倍感开心,只是离家稍远些,大约要步行20分钟。开始家里接送,后来熟悉了,就自己去自己回。我们班主任是一位朱姓女老师,大约三十来岁,身材修长,长得也标致,给我特别记忆的是她跟小朋友说话,总是把身子弯下来,细声细 气的,对我这个班上个子最矮年纪最小的学生,更是爱护有加,凡是刮风下雨都要送我到家门口,特别是家里常常不能按时交学费书费,她总是悄悄为我垫付,我对她一直心存感激,连我母亲也时时提起她,难得有点粽子之类,就要让我去送给她;到我读高中,每逢寒假暑假我还都去看她,她那种勤奋那种和蔼,那种常带微笑的雅致都给我美好回忆。我读到三年级时,大姐根据我的主课成绩,更主要是想省一年学费,要我跳级,直升高小五年级(民国时1至4年级为初小,5、6 年级为高小)。现在看来这是有利有弊的事,我的算术从此落后,尤其是四年级的珠算脱课,以至一生都不会算盘。

我的小学生活最是值得称道的是两个字:自由。这得益于学校课外作业极少,更得益于母亲的不加管束,当然,与我不羁的天性也不无关系。

我读小学时,印象里的课程大体如下:1,国语,包括阅读说话写字作文;2,算术;3,公民,包括人文理念,以及伦理道德规范;4,常识,包括社会历史地理;5,唱游(即音乐和游戏);6,体育;7,(手工)劳作,包括后来的美术等。那时的教材不像现在这样“统一”,有研究者说,民国时期的小学教材甚至可以自编,而所谓的“公民”课,已经涉及共和、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慈善等许多现代文明的理念,而且非常切合孩子的心理,文字图画结合,十分形象生动。这里摘录国语两篇课文以窥一斑:

一是第二册第44课的《春夏秋冬》:冬天过,春天到。\春天桃花好,大树底下听蝉叫。\夏天过,秋天到,\秋天菊花好,墙边唧唧虫声闹。\秋天过,冬天到,\冬天梅花好,小狗喜欢雪地跑。

另一篇是第三册第八课的《儿歌》:摇摇摇,摇到卖鱼桥。\买条鱼来烧。\头未熟,尾巴焦。\盛在碗里吱吱叫,吃在肚里跳三条。\跳呀跳,一跳又到卖鱼桥。

几十年后,谁能说今天的语文课本胜过当年?教育理念对头,教育方法得体,加 之教材好老师好,学生怎么会把读书看成负担,甚至要死要活?我们那年代的课外作业肯定没有现在这样堆积如山,印象里,玩的时间很充裕,今天被大人孩子津津乐道的一些所谓“复古”游戏,在我儿时简直不值一提,比如滚铁环,打(玻璃)弹子,踢毽子(自制)等,不花钱,玩得照样忘乎所以,至今记忆犹深。

我家的准确住址是中市桥上塘街99号,和一条小弄堂相交,离最繁华的崇安寺、皇亭(小吃广场),城中公园都很近,那里的底层社会最真实最深刻最丰富最新鲜,三教九流,形形色色,一应俱全,这里消磨了我许多课外时间。直到老朽了,出门还是喜欢东张西望。俗话说:从小看到老。此话真是不虚,习惯成自然焉。兹记下其中点滴—-

算命先生云中鹤。那是个有些秃顶的、瘦瘦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半老头,始终伴着他的是一桌一凳,一面用竹子挑起的残破的幡,以及同样残破的一把折扇。他生意好像不好,第一次跟他交往是问他名字中第三个字怎么读?他反问我:几年级?我答:两年级。他讥笑道:读了两年书,连这么个字都不识,读啥书?后来算认识了,他就要给我算命。我不肯,他大方地说。阿哟哟,又不要你钱的咯。然后一本正 经说道:你右眼下面,鼻头旁边那颗痣,叫哭痣,不好不好,苦命!不过嘛,颜色不深,大灾倒未必会有….这里插一句:这颗痣,不知何年何月竟自动消失了。还要记一笔:1959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主动报名”去“支援青海”,母亲不同意,说,北京,已经蛮远了,青海,不知在哪里呢! 算命先生掐指一算,对我母亲说: 他离血地越远越好。乃成行。这回是彻底淘浆糊了,在那个蛮荒之地连大牢都坐两回了,还好个屁?不过,转眼一想,留在北京,或连小命也不保矣。世事无常,谁能说得清呢?

各种各样的手艺摊更是让我“流连忘返”,那种非凡的吸引力或许来自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作用,无论是手工艺人拿麦芽糖做个孙悟空吹个连环套,或是用叶子编个蜻蜓、柞蜢什么的,我都喜欢看,充满了羡慕和赞叹;口袋里没钱,看得心里痒痒的, 难得有二三分钱,就会买一点麦芽糖,用两根小棍不断地绞动,颜色由红转白,还是舍不得吃。对猴子耍把戏、拉洋片之类也有一点好奇,但一般不会让我驻足太久;我会站在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乞丐前面,痴痴地看好长时间,看啥?看有没有人给钱,给了多少等等。

孩提年代还值得一记的就是玩“才吉”(蟋蟀)了。那当然是地道的“草根”玩法: 入秋之后,约几个小朋友到乱砖破瓦堆里或者草丛里去找去捉,打着手电,屏气敛息,翻动着一块块砖瓦,突然出现了,满心高兴却不敢出声,太小的,当场就放了,捉到一只大的,那兴奋之情真可谓难以言表。蟋蟀盆是早准备好的,都是瓦盆,回去后放入盆里,喂它毛豆、冬瓜,米粒,它会慢慢长大,但是往往只要约到对手,管它大小,比赛即可开场。这时就会有一帮同学围观,双方手持牛尾巴草制作的“引草”,在蟋蟀嘴边作挑逗状,以诱它张开“钳子”,时机一到,便捉对厮杀,那场面真的是轰轰烈烈激动人心,看到自己养的蟋蟀落风,真恨不得跳进盆里帮忙,那心境同后来看到西方斗牛,堪可一比。几十年后想起童年的欢乐,那种质朴那种天然那种毫无功利之心的纯真,物欲横流的今日恐是难以想象,报载上海“玩”此物以臻疯狂,北上收虫一掷数亿,至于比赛则成豪赌,据说参加者多至五位数,其衍生物更自成系统,光是盆子材质便有几十种。

那时节,买些水果小吃已是难得的享受。记忆里买过一瓤柚子(文旦),那时或许是富人太少,柚子是切开按瓤卖的,而我更是一丝一丝笃悠悠地把这一瓤柚子消灭的,那个过程肯定给我带来少有的乐趣,但我好像从来没有为吃不到那些“好吃的”东西而垂头丧气,我更不可能为了要什么玩具而同母亲吵闹不休。记忆里,我整个童年,没有一样是“买”来的玩具,即便飞机,不是纸摺叠的就是手工课用木片之类自己制作的。

我要特别感谢母亲的宽容,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的16年岁月里,直到我独自背起一个铺盖卷离开家乡去京城读书,她几乎一次都没有呵斥过我,即使是我做了天大的错事。那件错事让我记了一辈子,现在我必须要把它写出来—-

我和母亲住在楼下一间大约七八平米的房间里。一天,我在房里看到一些角票,我偷偷拿了一张,并且迅速跑到三十米外水獭桥的大饼油条店要了一根油条:太想了,太馋了。母亲很快就发现少了钱,问我,我低下头,说,不知道。晚上,母亲拉到床前,轻轻地说:你是学生子了,拿了就拿了,我不说你;如果拿了说没拿,那….我一头扑在妈妈怀里,呜呜地哭了,然后我从书包里抠出了剩下的七分钱。 那大约是在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时。那晚上,母亲说了句让我刻骨铭心的话:以后你想吃什么,给我说,妈妈…..尽量…..给你….买….我当时还真不明白为什么她比我还难过。

我是个非常软弱的孩子,在学校常常受欺负,朱老师总帮着我,但不可能时时在我身边,我衣服上常有烂泥之类污渍,腿上手上甚至有被抓破的痕迹,妈妈见了,从来没鼓动我去报复,更从来不去找家长算账,只是叫我自己当心。善良又无能,正直又伤感,倔犟又软弱,说同情心也好,说正义感也好,说人性说良知,都可以,我生长在弱势家庭里,又是个弱者,所以,长大之后,当看到鸡蛋与石头对峙时,我总是天然地站在鸡蛋一边,我见不得不公平,容不下无情义,反感骄横无理颐指气使矫揉造作,儿时这种心理态势直到今天也没多少改变。

五、穷之乐

进入五年级,就从初小升为高小,自己也感觉大不同了。这是 1945年的秋天,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年代。八年抗战,于我而言只是一种朦胧的历史,记忆里的画面如此的单一:北城门口,有几个日本兵,凡过城门的, 要一个一个地搜查,从上到下,全身摸遍,挑担的,还要查看箩筐。是天天如此还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的特别戒严?不知道。我自然更不知道外面世界的一切,青天白日满地红,那只是一面旗帜,尽管每逢周一,同学们都会肃立在国父孙中山像前,背诵他的遗嘱:“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,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。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,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,共同奋斗…..”遗像两边的对联是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。至于其中的深意实在是一无所知。抗战胜利付出了多大代价,又带来什么好处,大家似乎都没有一点感觉;至于国共两党随之展开的政治生态对峙,以及此后毛蒋重庆和谈之类,对于一个八岁孩子自然更是混屯一片,什么中国远征军、飞虎队;什么陈纳德、孙立人,几十年间或被屏蔽或被扭曲,到我晚年才知晓了其中的真相。只记得那年的秋日,一天下午,我在公园门前玩耍,忽然间人群如潮水般涌来,瞬间,只见远处有长长的车队驶来,我站立不动,稍顷,人群中欢呼声四起,一辆敞篷车上,我看见了,清清楚楚地看见了,那是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,蒋一身戎装,宋则一袭旗袍,他俩并肩而立,向左向右频频颔首,还时时举手致意。我实在说不上兴奋或者欢快,现在想来,我多少受了一点西方文化的潜移默化,骨子里或许就少了那种见大人就起立就脱帽甚至下跪的臣妾心理,几十年后单位领导,一个老革命给我下的罪名竟然是我有“反骨”,他的“证据”是他踏进我办公室时,全体起立独有我还在埋头写稿:目中无人(他)!

就在此前后,因为交不起房租,房东收回了楼下一间房,客堂也随之一分为二,剩了 半间,只好放个吃饭桌。这样,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楼上三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。我的姨母是丧夫之后来我家的,正好帮忙带一群外甥和外甥女。到我有记忆时,她已失明,据说是伤心哭瞎的。可她什么都能做,烧饭洗碗不必说,连针线活都是自理,让我惊叹不已。她一生只是付出却从来没有索取,难得有人送一包桂圆蜜枣之类,总是藏在一个铁皮桶里,见没人,就叫我过去,摸摸索索拿出几颗塞到我手里。一直到1948年,我才知道她藏有2、30个大洋,也称袁大头,我大哥结婚在迎宾楼办席,临了却付不出账,急得直跳脚,这时,我的瞎子姨母站出来了。这是她藏了多少年的送终钱,买棺材的。直到她60年代初去世,我们全家只要提及这事,都一致指责那个远在南国的“没后脑壳”的大哥,可谁也无力偿还她哪怕一个大头,更让人难过的是,谁也再没听到她提起过这事。姨母去世时还不到60 ,我相信一定与那几年的饥饿有关,她以“吃不下”的托辞,把仅有的那一点点口粮省给了别人,母亲事后曾告诉我说,姨母临死已是皮包骨头。姨母的形象,平时不大记起,可是在我一次次跌进深渊时,却总会想起她:人,无论处境何等艰难,也得保持做人的尊严;人,无论有多大委屈,气量要大,千万别满世界喊冤。

大约就是我升高小时,我大哥和一位姓史的朋友谋到在一处洋货行的活计,这位史大哥跟我大哥同庚,也属牛,比我大一轮,后来成了我的大姐夫,我一直叫他“悠祺哥哥”,那是后话,至少是49年前后了。就因有他俩的方便,我和母亲就想何不摆个小摊,肥皂、蜡烛、香烟之类,由大哥他们按批发供应,赚点小钱维持生计。前面说过,课外时,我喜欢东奔西跑东张西望,一听这事立马充满了兴趣。就这样,借一处台阶空地,搭一块洗衣板,便做起生意来了。记不得还有哪里批来的茶叶,特别做了个玻璃框盒子,中间用三夹板隔开,龙井、毛峰、炒青等各占一 格,我起劲地写好名称贴在玻璃上,还一本正经“明码标价”….白天母亲管,放学后,我值班,乐此不疲兴味无穷。母亲总不放心,怕耽误功课,硬要把课外作业带去才罢休。

可是没坚持多久就难以支撑了。烟茶混搭,谁会要那龙井?太阳晒着(尽管有块遮阳布),谁会要那卷烟?加之,我斜对面20米处就是一家正规烟杂店,那里整天点着一盘蚊香,供抽烟取火。一天,我们学校廉老师走过我烟摊,脚步匆匆,目不斜 视。原来他是去那家店买烟的。回来时已经在吞云吐雾,走过我面前,很不好意思地说了几个字,没听明白,估计是解释什么,我叫了声老师,又“嗯嗯”了两声, 弄得我更不好意思。

最有意思的是,各种货色都是大哥他们带回来的,我脑子里完全没有“本钱”这个概 念,所以碰上还价的,我就不知道该卖还是不卖?往往胡乱成交,蚀本了还木知木觉,还在母亲面前表功,乐滋滋的。可母亲也没为此责怪过我,只是 交代说,牌子上那价钱,不能再低了,我们就赚点小菜钱…..不久,大哥考上了学无线电,这个货摊也就歇阁了。

进入高小这两年特别值得记叙的是,大姐从我读五年级(实际文化只是三年级)起, 就开始让我读她珍藏的那些杂志和小说,那些书,似乎来自上文提及的那位“哥哥”,他得了肺结核住院,我大姐常常给他送些食品之类东西去,一次我陪她去,乘黄包车,不料车夫失控,整个车身朝后翻去,幸亏无碍,大姐看了看手里紧紧抓住的袋子,继续上路。那些书记得的有《良友》《西点》《风萧萧》《飘》《西线无战事》《小妇人》等,似懂非懂,却开启了我爱文学艺术的大门,特别记得清晰的是有本《二次世界大战画册》,良友画报出版社出版的,文革初期“横扫牛鬼蛇神” 时被揭发我“私藏反动照片”,指的正是此书中有幅“蒋委员长”全身照,但后来不知为什么却又不了了之,直至抄家拿走97本“毒草”时也未有人提及这画册。 几十年后,大姐夫问起此书可在我处,我说正是,他未要我物归原主,我也装聋作哑就当无介事(近闻已有新版)。

这两年还有个变化是出嫁到苏州的二姐带了孩子回无锡,和我们住在一起。当时在我心里,唯一有钱的就数在洋行工作的二姐夫了,我在暑期曾去苏州小住,虽然全家借住在亲戚兼老板一座洋房里,但日日有荤天天有西瓜吃,同我无锡的日子无法相比。所以二姐的回来在经济上就相对开始宽松,至少不至为柴米油盐发愁了。我们原住的房子腾出一间给二姐,另在后门口楼上租了一个套间,我和母亲先住了过 去,那里可以听到“桂花赤豆羹”“热珍珠米”等异常亲切的叫卖声,夜里做作业时,也会传来竹板敲击竹筒的声音,那是馄饨挑子来了,虽然没有品尝过,却也给我童年生活平添了许多生气。

其实更大的乐趣还不在此。现在想来,我心中那一点点音乐种子还是童年时无意播下的。

三四十年代“流行歌曲”, 最初是在二姐带回来的那台留声机和几十张膠木唱片上听到的。《夜来香》《苏州河边》《夜上海》《凤凰于飞》《三轮车上的小姐》几十支曲子,至今仍能哼唱,也使我从此喜欢上了音乐,进入北大,更是喜欢上了西洋音乐,好不容易跟一要好同学凑了钱,从王府井国际书店买的第一张唱片就是《蓝色多瑙河》,挤公交损坏了一小块,好不心疼,却照听,一遍一遍,百听不厌。就这,也为后来不断被批评、始终摘不掉的“小资情调”帽子埋下了“祸根”——尽管我好长时间都没明白“小资”是个啥东西,为什么要反 对“小资情调”?

再有就数看电影了,那简直是一种奢侈:一部在和平电影院看的影片至今难忘,其中有支插曲,我还能哼哼:山南山北\都是赵家庄 \赵家庄\有位\好姑娘\要问那姑娘\生得多么好\你就问\村前村后的\少年郎…好像是周旋演是女主角,也是她唱的。那时出院后的候任大姐夫就住我家,他们已经在谈恋爱了,带上我去看电 影,也算沾了个光吧。

六、民国的最后日子

1947夏,我完成了小学阶段,正好10足岁,升入初中。此时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学费。多方托人几经周折,离家不远的一所“私立圣德中学”校长同意给我减免学费(那时似乎还没有奖学金一说):班级第一名,全免,第二名,半免,第三名,适当照顾。(这个难题在初中毕业后再度遭遇,大姐甚至决定让我去报考镇江一个护士学校,我虽心有不甘却无力违抗,这个职校无需缴纳学杂费,幸喜最终名落孙山)。此后,大姐对我越加严格,没少吃大姐的“麻栎子”,那是将中指弯折成一个锐角在我脑袋上不断敲击的一种“刑罚”。每次做练习(多为数学)出错, 大姐先讲解一番,然后问:阿懂啦?我点点头。可往往再错,这就定吃无疑。数学落后一直成为我的硬伤,到高中阶段也未能赶上,以至高考不敢报理工类。

1947,内战烽火连天,我却依然木知木觉,那时似乎没有所谓“全民动员”之类口号,更无什么对百姓生活产生实质影响的任何活动,也没有像有些回忆录里写的地下革命党找上门之类的感人故事,嵌入我记忆深处的只有一件事:物价连续疯涨,日子愈益艰难。那些年,我常外出 “采购”。从新街巷口到三凤桥堍边的油酱店只有三五百米,隔壁一家则卖各种熟食,油氽黄豆花生米、四鲜烤麸之类,对面就是大名鼎鼎的“慎余肉庄”,那里的 “肉骨头”闻名遐迩。后两家难得去一回,大抵是家里难得来了客人,就在熟食店买些“夜饭小菜”,那时最高级别便是“爆鱼”了,而去肉庄则多半是买些下水,那浓浓的汤汁美妙无比,我会带个大茶缸,求师傅多舀些,回来和豆腐一烩,真是难得的享受,至今想起来依旧会有垂涎之感。至于那家油酱店则是常客,连店员都认识我了,每次去,拿着一个饭碗,买块腐乳,或者咸菜,师傅总会额外加些汤汁,有时还会特别滴几滴麻油,于是我回家路上便凭添了几分开心。后来为了节省开支, 母亲便自制甜酱,自腌雪里蕻,这些小菜比买来的好吃多了。

后来每次出门购物竟然要带几捆纸币(法币),其间好像还有一回“改革”:发行 “金圆券”,没多久,这金圆券也不值钱了。我查到美联社1947年7月24日的新闻记录的通货膨胀情况:以100元法币计,1940年可买一头猪;1943年 为一只鸡;1945年为一个蛋;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。还有这样的报道:1947年10月(辽沈战役打响)上海的“生活指数”猛涨了88倍,仅仅一个月后,至643倍,到1949年4月,也就是沪宁线被解放时,至37万倍。用“水深火热”形容当年平民生活最是贴切了。

10来岁的小男孩,我记不得那几年是如何熬过来的。据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说,你其实没吃过太多苦,家里哪怕只有一个鸡蛋,也会给你蒸碗蛋羹,我们一人舀一勺,剩下都是你的;有时吃肉笼松(蒸肉糜餅),我们只夹一小块….母亲和姨母更是连筷子也不碰的。但是,我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童年绝对缺少营养,一个有力的证明是,我大学同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我一本书作序时,写到我初进北大时简直就是个孩子,又瘦又矮,直到大学三年级才开始发育,却因无力购买衣裤,让人感觉所有衣服总是紧邦邦地裹在身上……

这个圣德中学格局颇小,走进校门便是一个简易操场,那是上体育课的地方,一周一次的升旗仪式也在这里举行。操场后面便是一排一排整齐的教室,一共有五排吧,也就是十来间,算起来,一个年级大约三个班,格局比我上的小学差多了。我在这里迎来了后来大书特书的1949。那年我是初中二年级学生,12岁:第一个本名年。

实实在在地说,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幕,在我记忆里既没有带来悲苦也说不上什么欢快,我没有亲眼看到“子弟兵”沿街而卧不扰民的动人场景,也没有拿着小旗亲历夹道欢呼“解放”的激情,我只能认为一切都因年纪太小啥都不懂,待到四年之后高中毕业时, 我真的已经成人,斯大林逝世,我嚎啕大哭;大32开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版第一卷刚刚发行,我就买下细读,到1953年已备齐了才出版的1、2、3卷,完全没有政治细胞的16岁的孩子竟然觉得自己已经“参加”革命:懵懵懂懂读着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;1951年就入了青年团, 随后成为全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,站在操场上那个木头台子上,常对参加夏令营的毛头孩子“讲话”…..我一直想,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,就没有我,孙家门八个兄弟姊妹就我进了大学,为啥?要懂得感恩,要发奋努力,要做个正直的有用的人。

但是,我甚至没有明白,“时间开始了”:现在已不是民国,民国时代结束了,我无邪的童年也结束了。

五柳村2017年8月8日收到

Advertisements

发表评论

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:

WordPress.com Log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.com account. Log Out / 更改 )

Twitter picture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. Log Out / 更改 )

Facebook phot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. Log Out / 更改 )

Google+ photo

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+ account. Log Out / 更改 )

Connecting to %s